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全球经济结构来看，以美元计，欧美的人均GDP很高，而中国的人均GDP很低。实际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就够了。
改革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不小心就变成革命。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案例。陪审团的意见基本上可以认为代表普通民众的意见（当然陪审团的选择是有诸多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象欧美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会发生金融危机及能源危机。期权意味着有权利在一定的时候，以一定的价格买一只股票，或者卖一只股票。
你可以出钱购买期权，就获得一种权力，而非实物。 3. 市场秩序要求一个公平、公正与有效的产权纠纷调解与裁决机制 在西方解决产权纠纷主要是通过普通法。正如前文所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之前几次的三中全会有很大不同，它在经济之外的议题也相当丰富。
如果在口号式的文字之外仔细梳理会议公报中的干货，会发现真正超预期的亮点似乎不是很多，更多的举措还是遵循着一直以来的基调，有的甚至有所回退。因此，我们仅能通过对会议公报经济内容的分析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在通过建设农村来解决农村问题，或是通过城镇化来解决农村问题的这两条路中，此次三中全会似乎偏向于前一条。公报通篇未提及国有资本四个字，似乎意味着国有资本运营方面的改革（比如像383报告中说的那样建立国有投资基金）很难出现。
在土地和生态之外，会议公报的经济内容部分很难再找出超出预期的地方。公报中只是用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一笔带过。
这部分内容虽然在之前的政策文件中也有提及，但像此次公报这样提到这样的高度，这样详细地指出方向，应该还是第一次。但在议题拓宽的同时，经济议题的重要性自然而然的下降。而国家向农民支付的征地补偿款都大大低于土地真实价值（现行法律规定，征地款不得超过土地从事1年农业生所得产值的30倍）。除了以上这些内容之外，此次会议公报还涉及了财税改革、对外开放、民生等不少经济领域。
经济部分的第二个亮点在于生态文明部分。来源：华尔街日报） 进入专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经济 。对熟悉土地政策的人来说，这无疑在说将来会启动农村建设用地（农民宅基地）入市的改革。这意味着经济和企业发展将会更多考虑生态和环境成本。
这一改革多半会从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开始，进而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之下，城市用地归国家，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标志着党中央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力进一步加强。而在去年的十八大中，城镇化还被认为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点。
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经济还是那个既有动力、又有障碍的复杂体。这对放松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土地约束有明显好处。要改变这一点，就要更多地把土地的权利赋予给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给土地这种要素支付更加平等的对价。公报中提到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会议对司法、反腐、文化等制度建设的强调也同样值得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增减挂钩──市郊良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同时偏远地区宅基地退耕还田，从而保证良田总数不变──的市场化机制可能逐步浮现。
当然，仅以经济内容来概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些狭隘。其次，今年曾吸引不少注意力的城镇化在此次会议公报中着墨甚少。
公报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紧跟一个个具体政策来发掘投资机会，恐怕才是投资者更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这可以算是经济部分第二个超预期的地方。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恐怕很难如乐观者所预期的那样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特区俨然和其他城市一样，是一个官僚的城市。无疑，在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例如一些原来放置于其它区域的项目，开始往上海自由贸易区转移，因为上海被视为具有更大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潜力。
很可惜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特区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功效，远比制度创新方面的功效大。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
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结果，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
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开放政策 上海自贸区 。
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但如果把其他几个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新的开放政策，就会产生更巨大的能量。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一点并没有错。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局面，特区和试验区也具有了新的使命。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但从政策层面说，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
一个大的历史趋势就是，特区遍地开花，特区不特。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
体制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的可复制性，就是说，在特区和实验区的新设立的体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广到其他地区。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没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